定好交房日期，开发商却推迟七个月才交付。违约板上钉钉，但在计算赔付违约金的数额上，业主和开发商各执一词……
2023年2月起，上海浦东法院陆续受理多起同一小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先行判决4起案件后，当事人不服，又上诉至上海一中院。同时，持续还有新的业主在提起诉讼。
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一重大群体纠纷，让老百姓拿到相应赔偿，也让开发商欣然接受赔偿方案？上海一中院充分发挥直辖市中院的优势，能动履职，上下联动，通过示范调解，明确了该群体纠纷的司法裁判标准，打造定分止争蓝本，让余下100多起平行案件审理进入“快车道”。最终该小区600户居民中有90%以上与开发商达成和解，成功化解约550起纠纷。
百户业主纠纷如何解，法官出妙招
浦东某小区新房原定于2022年12月31日交付，因故被延后至2023年7月30日，业主们认为，开发商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要求赔付每户业主从违约期限至交房日期日万分之一的赔偿金，开发商则以违约系因诸多不可抗力因素为由，主张应该缩短赔付日期、减少过高赔付金额。
双方僵持不下，短时间内，该小区多名业主起诉至上海浦东法院。被告同一，纠纷事实基本相同，这是典型的群体性纠纷。上海浦东法院研讨后，结合该纠纷的共性，根据要素挑选出4起具有共通事实和法律争议焦点的代表性案件先行判决，以期给予该群体案件当事人合理预期。然而判决后，开发商认为所判违约金额过高，其中还有两家业主不满意赔偿金额，分别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茜是这4起上诉案的主审法官。在查阅卷宗时，王茜发觉，案涉楼盘共有业主600多户，可能都遇到了开发商逾期交房的情况。
“这4个案子二审如何处理，会直接影响能否妥善解决好这几百户业主和开发商的纠纷。”王茜随即向上海浦东法院深入了解所有涉及该楼盘的诉讼案件情况，对案件背景、涉案小区与纠纷产生原因进行充分调研。同时，王茜还了解到，在这几起二审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有一定的调解意愿。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促成示范性调解，形成可参考的样本，加强源头治理，进而化诉止诉？”王茜的这一思路得到了合议庭成员的一致支持。
精细审判示范性调节，源头治理化诉止诉
确定方案后，王茜数次与开发商委托代理人以及业主就案件处理进行协商，一方面让开发商拿出最大的诚意，制定出可以履行的调解方案，另一方面对业主关心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同时疏通双方之间的对抗情绪，经过数轮的谈判后，当事人就依法酌情下调违约金数额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实现了和合共赢。
接下来，就是充分发挥示范调解的作用。那么，上海一中院和上海浦东法院又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以示范调解为蓝本，同类案件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以及裁判结果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上海浦东法院又进一步向类案当事人释明诉讼风险、分析维权成本、阐明调判利弊，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做实做细。
同时，上海一中院进一步指导上海浦东法院，一方面联手浦东新区建交委、基层镇政府形成解纷合力，一起深入基层，加大对示范调解案件的宣传力度，以案释法，普及非诉解纷优势、提供合理结果预期，引导更多业主参照示范案件化解纠纷，实现诉外实质性化解大批量平行案件；一方面与开发商反复沟通，引导其确定“参照示范案件调解结果与未起诉业主达成和解”的纠纷解决思路，督促落实整体方案及进度安排，防止矛盾纠纷反弹，切实降低衍生案件。
在两级法院、政府部门等多方努力下，涉讼楼盘90%以上业主接受和解方案，多数矛盾纠纷化解在成诉之前。
构建多元解纷体系，共建共促诉源治理
“通过示范性调解或示范性判决，能够实现纠纷化解由‘单兵作战’向‘融合发力’的转变，不仅能够提高法院对已经受理的同类型纠纷处理效率，更有助于修正部分当事人的不合理预期，将‘被动化解’转为‘主动预防’，助力同类型纠纷的妥善化解，实现化讼到无讼转变。”王茜在接受央视记者就上海一中院诉源治理工作机制采访时提到。
如今，上海一中院为实质性化解商品房预售合同群体性纠纷案件“量身打造”的解纷举措已取得显著成效，而对于如何推进“示范性判决及调解”，上海一中院也有了进一步的设想，即持续收集整理基层社会治理中常见的法律纠纷问题，归纳相关司法问题示范判决的裁判文书合辑，帮助人民群众、调解组织在遇到类似的纠纷时进行调处，从而减少纠纷产生。
据悉，在推进诉源治理工作过程中，上海一中院还通过设立巡回审判点、开展庭后“以案释法”活动、搭建诉源治理在线平台、针对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等构建“法院+”多元解纷格局、打造志愿服务等多项举措推动诉源治理工作落地见效。
未来，上海一中院还将继续坚持“内外联通、上下联动”的总体工作思路，坚持依法能动履职，协同辖区法院，着重从提升诉源治理工作的数字化建设水平、探索扩大与基层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进一步整合多元解纷力量三方面不断助力基层单位社会治理水平，完善多元解纷体系网络，做深做实诉源治理工作。
（原标题为《这550起延期交房，完美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