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07年)

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07年)

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2007年5月30日至31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民商事审判法律适用中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民商事审判中经常涉及且容易交叉的问题。本期对会议中探讨的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作一聚焦。

《合同法》中的一些基本性问题

《合同法》是一部完善市场交易规则、确保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绝大多数商事案件均与合同相关，因此，正确理解和适用《合同法》，是做好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当前的审判实践对于《合同法》中的一些基本性问题仍存在分歧——

如何判断合同成立、生效、有效

审判实践中，经常存在将合同成立、有效、生效等相互混淆的问题，其根源产生于对这些法律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识不清。“合同成立”是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与合同不成立相对应,“合同生效”是合同中权利义务开始运行，与合同未生效相对应,“合同有效”是法律对合同的肯定性判断，与合同无效相对应。合同的生效与有效，都是以合同成立作为前提的，如果合同根本不成立，则谈不上生效或不生效的问题，更谈不上有效或无效的问题。合同成立和生效属于事实判断，合同有效则属法律价值判断。“有效”和“生效”不能等同，已经“有效”的合同不一定已经“生效”，如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同样，已经“生效”的合同不一定“有效”，如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

此外，需要注意合同的生效时间问题。一般而言，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有两种例外情况。一是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合同，应自条件成就或期限界至时生效。二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经过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则自批准、登记时生效。在后种情况中，虽然因未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等导致合同未生效，但诸如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式等条款，则应当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即应认为是生效的。

如何判断合同无效 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

鼓励交易是《合同法》的重要精神，要谨慎正确地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不应产生阻碍合法交易的后果。

首先，人民法院只能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认定合同无效，而不能直接援引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如果违反地方性法规或者部门规章从而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

其次，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确认合同无效。而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行性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最后，《物权法》第十五条确定了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该原则强调合同等原因行为的效力应受合同法的调整，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物权变动则受《物权法》的规制，原因行为的效力不受物权变动要件的影响。该原则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虽然主要规定在不动产物权方面，但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该原则同样体现在其他物权变动方面，诸如《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二百一十二条、二百二十四条、二百二十六条、二百二十七条和二百二十八条等。

违约金过高怎么办？

审判实践中关于违约金的性质、违约金过高的主张方式、判断标准以及如何调整等问题认识不一。

首先，关于违约金的性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等规定已经确定违约金具有“补偿和惩罚”双重性质，系以赔偿非违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而非旨在严厉惩罚违约方。鉴于违约金主要体现为一种民事责任形式，因此对数额过高的违约金条款，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适当进行调整，以维护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若任由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且以意思自治为由而不加干预，在有些情况下，无异于鼓励当事人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取暴利。

其次，关于违约金过高的主张方式问题，实践中存在提起反诉和提出抗辩两种做法，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对于主张的方式不宜过分严苛，当事人既可以通过反诉方式，也可以通过提出抗辩的方式主张。由于审判实践中双方的争议往往纠缠于是否违约而非违约金是否过高，因此，在当事人未主张调整违约金数额的场合，人民法院可以就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进行释明，即假设违约成立，是否认为违约金过高。

最后，关于违约金过高的认定标准问题，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至于违约金过高的认定以及减少程度的确定，则应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予以裁量。

《物权法》和《担保法》的衔接

《物权法》是继《合同法》之后我国民商法律体系中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性法律，不仅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条件，而且在平等保护、鼓励交易、保障交易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准备起草《物权法》的司法解释，其中与民商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物权法》第四编担保物权的司法解释已经启动。

《物权法》和《担保法》冲突如何处理

关于《担保法》与《物权法》的衔接。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担保法的司法解释，不仅解决了审判实践中适用担保法的诸多疑难问题，而且为《物权法》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物权法》第四编在创设诸如担保物权合同与担保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动产浮动抵押制度、最高额抵押债权的转让规则、抵押权顺位的抛弃和变更、最高额质权、基金份额和应收账款的设质、承认责任转质等一些新的制度规则的同时，大量吸纳并修改完善了《担保法》和《担保法司法解释》中的若干制度规则，同时也产生了《担保法》、《担保法司法解释》与《物权法》第四编之间存在诸多冲突，由此引发《担保法》与《物权法》适用上的衔接问题。

首先，应当注意到，《物权法》的颁行并不意味着《担保法》的废止，因此《物权法》施行后将出现《民法通则》、《担保法》、《物权法》、《海商法》等规定有担保物权内容的诸法并行的局面。在处理《担保法》等法律与物权法衔接问题时，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凡是发生在《物权法》施行之前的担保物权行为，应当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其次，《物权法》实施后，在处理《担保法》等法律与《物权法》的冲突时，应当按照《立法法》第八十三条与《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解决法律冲突问题。《民法通则》与《物权法》虽为同位法，但《物权法》是新法,《担保法》与《物权法》虽皆规定有担保物权，但《物权法》是上位法,《物权法》与《海商法》、《民用航空法》虽都规定有船舶、航空器抵押权等担保物权，但《海商法》、《民用航空法》是特别法。

最后，在抵押权登记效力、抵押登记的公信力、独立担保的适用依据、抵押权的重复设定、抵押权的存续期限、担保财产的处分、抵押权的从属性规则、担保物权竞合规则等方面，《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与《物权法》第四编的规定差距较大，必须重点加以关注。总之，民商审判法官要认真学习《物权法》，尤其是第四编中的新制度、新规则，仔细研究和把握制度规则的冲突之处，同时要注意总结审判中的问题和经验，为《物权法》实施和担保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为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启动的物权法担保物权编的司法解释奠定扎实的实践基础。

独立担保的适用范围有哪些？

《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在规定了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的主从关系后，又作出“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通常被视为独立担保的法律依据。独立担保包括独立保证和独立担保物权，在担保实务中，经常体现为见索即付的担保、见单即付的担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担保、放弃先诉抗辩权和主合同一切抗辩权的担保等形式。

这里应当注意到，由于独立担保的实质是否定担保合同从属性，不再适用担保法律中为担保人提供的各种保护措施，诸如未经担保人同意而变更担保合同场合下担保人的免责，担保人因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被撤销、诉讼时效或强制执行期限完成而产生的抗辩权，以及一般保证人独有的先诉抗辩权等。因此，独立担保是一种担保责任非常严厉的担保。虽然担保实务和审判实践对独立担保的适用范围存在争议，但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院的态度是明确的:考虑到独立担保责任的异常严厉性，以及使用该制度可能产生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弊端，尤其是为了避免严重影响或动摇我国担保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进一步表明当事人不能约定独立性担保物权的立场。因此，对于独立担保的处理，应当坚持维护担保制度的从属性规则，在主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若当事人在非国际商事交易领域约定独立保证或独立担保物权，应当否定担保的独立性，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连带保证或担保物权。

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赋予了公司法律关系各主体广泛的诉权，增强了《公司法》的可诉性。《公司法》颁布以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适用公司法律案件逐渐增多，可以预见，今后此类案件数量将继续增加，案件类型将更加多样，对于人民法院审理公司纠纷案件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诉讼是民商事审判中比较新的领域，审判实务中仍然存在很多具体问题的把握和法律适用问题。

司法可否介入公司内部各主体之间的纠纷？

首先，要充分认识人民法院审理公司纠纷案件的积极意义。司法介入公司治理，是保障公司自治、矫正公司自治机制失效的重要手段。司法介入公司治理，既是《公司法》对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法定要求，也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需要。因此，人民法院对于公司内部各有关主体之间的各类纠纷，要根据《公司法》就有关主体的民事权利保护的规定依法介入，而不能以争议属于公司自治范畴而不予受理。

其次，要坚持受理公司纠纷案件的法定条件。公司是股东自治的产物，公司的管理与运营也是公司自治的范畴，司法介入只是对公司自治机制的补充和救济。因此，人民法院对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他们与公司之间产生的内部纠纷，应采取慎重态度，坚持穷尽内部救济原则。《公司法》明文规定应当首先履行内部程序的，人民法院受理相关案件应以满足法定条件为前提。当事人没有履行内部程序即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

最后，司法介入公司治理，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在审理涉及公司法适用问题的民商事案件过程中，要尊重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股东之间的约定，准确识别公司法规范的性质。对不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范的公司内部约定，应当依法认定有效。

什么情况下，法院可判公司强令解散？

在公司僵局问题的处理上，要尊重公司的团体性，维护商事主体的稳定。要正确把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关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规定的立法宗旨。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事由，必须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这里的经营管理的严重困难，不能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而应当理解为管理方面的严重内部障碍，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这里的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而是指由于公司瘫痪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全体出资者的损失。

在审理过程中，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手段。首先，寻求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当事人之间不能和解的，要尽量促成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减少注册资本等途径实现纠纷股东的分离，以保持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存续，维护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在各种可能的手段和途径穷尽后，仍不能解决矛盾的情况下，方可采取判令强制解散的方式处理。

股东资格如何认定？

公司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涉他性，公司机关的内部决策、内部各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往往涉及公司外部当事人的利益。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过程中，要贯彻外观主义原则，在优先保护外部善意当事人权利的同时，注意维护公司内部当事人约定的效力。在审理涉及股东资格认定的案件时，要准确把握《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关于股东行使股东权的规定，对于股东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但存在关于“股东资格”的内部约定或者认定的，该约定或者认定不得对抗公司外部的第三人。就公司内部关系而言，股东可以凭借股东名册上的记载行使权利,股东名册没有记载的，股东可以依据出资协议书、出资证明书、股东会会议记录等足以证明其股东资格的证据，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并要求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

如何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与少数股东权保护之间寻求利益平衡？

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一直是公司诉讼的焦点问题。一方面，资本多数决原则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维持公司治理结构的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应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贯彻。但是，当前公司诉讼存在大量的控股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侵害少数股东权利的现象。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要注意在资本多数决原则和少数股东权保护之间寻求妥当的利益平衡，实现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遵守和少数股东权的保护并重。在审判实务中，要注意区分股东权的类型，正确选择保护方式。对于股东因其固有的、非经股东自身同意不可剥夺的权利，遭受控股股东侵害请求救济的，应予以支持,对属于资本多数决处分范围的股东权，要尊重公司多数股东的意志,对虽属资本多数决原则处分范围的股东权，但被控股股东滥用权利予以侵害的，要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不得滥用权利的规定，保护少数股东的正当权益。

涉及企业改制案件的审理

企业改制商事案件的审理，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稳定和弱势群体的保护密切相关。因此，法院应当从维护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以及关于企业改制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正确审理好此类案件，理顺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注重维护改制成果和社会稳定。

企业职工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不能起诉主张改制行为无效

改制的国企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臵企业职工、连续社会保险关系、处理拖欠职工各项债务以及未补缴欠款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侵害企业职工合法利益的，企业职工能否起诉主张改制行为无效，审判实践存在争议。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产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未按规定妥善安臵职工、连续社会保险关系、处理拖欠职工各项债务以及未补缴欠款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侵害职工合法利益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

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尽管这一规定并非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但其是国企转让产权的依据，对国有产权转让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改制企业违反上述规定而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相关机构有权提起无效之诉，企业职工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但应当明确，如改制行为因无效恢复到原有状态后，企业职工的安臵问题仍应由企业自身和当地政府负责处理。

债权人在起诉债务人时，不能将依行政行为接受资产的企业一并列为共同被告

作为债务人的国有企业部分资产被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性调整、划转到其他企业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时，能否根据资产流向将接受该资产的企业列为共同被告一并主张权利的问题，审判实践见解不一。

这里应当注意，政府主管部门实施的行政性调整、划转企业资产行为是行政行为，接受该资产的企业是依据行政性指令接受资产，因此，债权人在起诉被调整、划转资产的企业的同时，将债务人与接受资产的企业一并列为共同被告并诉请判令其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将意味着通过民事诉讼撤销行政行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明确:债权人在起诉债务人时，不能将依行政行为接受资产的企业一并列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即不宜根据资产流向直接将接收该资产的企业列为共同被告一并主张权利。

企业借公司制改造逃废债务的责任承担与企业出资设立公司情况的处理

关于企业改制司法解释第七条适用的问题。该解释第七条旨在解决企业借公司制改造逃废债务的责任承担问题，但因该条款规定过于原则，与企业出资设立公司的情况容易混同，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扩大适用的情况，为此亟需进一步明确其概念，以及其与企业出资设立公司的区别。企业借公司制改造逃废债务是指企业假借公司制改造之名，将其优质财产转移出去，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导致企业丧失基本生产经营能力和对外偿债能力。其与企业出资设立公司的本质区别在于:债务人企业借公司制改造逃废债务，是一种假借改制之名，行转移优质财产、逃废企业债务之实的违法行为,而企业出资设立公司是一种合法的出资行为，并以企业在新设公司中的股权形式表现出来。若该企业发生偿债问题时，可以通过执行出资企业在新设公司中的股权的方式解决，而不能适用企业改制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

适用企业破产法的司法解释将启动

为配合新企业破产法的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等三个司法解释，下一步将启动关于适用企业破产法的司法解释。

高级人民法院不宜受理企业破产案件

新的企业破产法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强调在进入破产程序后的审理程序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就是有关破产债务人的实体争议要适用两审终审的原则。审判实践对于此类争议是否由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合议庭进行审理存在争议，考虑到破产程序中争议的多样性以及案件较多的实际情况，对于有关案件应由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按照案件性质和人民法院内部职能分工，由相关的审判庭进行审理。需要明确的是，由于新破产法规定了有关民事诉讼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必然要产生大量的二审终审案件。因此，高级人民法院不宜受理企业破产案件，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必须由本院受理破产案件的，需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2007，申报政策性破产项目的最后一批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问题。1994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密切配合下，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截至2006年底，全国有4252户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平稳退出了市场，837万名职工得到了妥善安臵。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对该项工作的平稳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目前，总体规划内还有约1000户困难企业需要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国务院相关部门已经确定2007年是申报项目的最后一批，总体规划内拟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企业都要纳入此次申报范围，今后不再组织全国性的项目申报工作。按照总体规划，到2008年底要全部完成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以后的国有企业破产将严格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实施。各级人民法院要再接再厉，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妥善地处理好这批案件，圆满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涉及证券等资本市场纠纷案件的审理

2005年10月全面修订颁布的证券法，不仅完善了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而且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等侵权民事责任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丰富和发展了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以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为基础的资本市场属于虚拟经济范畴，市场运行呈现着参与主体众多、交易瞬时完成、交易量巨大、高风险伴随高收益以及适度投机等特征。该领域商事纠纷相应呈现出法律关系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面广、关注程度高等特点。

证券公司申请破产的受理条件，仍按2005年深圳会议提出的八项条件进行审查

高风险证券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仍有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存在，诸如根据国家政策未纳入收购范围的个人债权或被挪用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权利人、证券公司职工工资范围的界定、高管人员的工资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人民法院要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明解释工作，对于应由行政程序解决的问题，要告知相关人员向行政监管部门反映情况，对于不属于工资范畴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的奖金不应当作为第一顺序获得清偿的情况作出解释说明。对于可能出现的社会稳定问题，要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根据维稳方案，及时应对。

其次，要坚持证券公司破产申请的受理条件。原则上仍要按2005年9月在深圳召开的“审理证券公司破产案件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八项受理条件进行审查，并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最后，要处理好国家收购权利的申报与破产程序中的债权申报的关系问题。对于已纳入国家收购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个人债权，相关权利被收购主体代位取得，由相关主体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被收购的权利主体则无权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行政机关对于不应纳入国家收购的权利作出结论并告知相关权利人后，该权利人可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

计算投资人的实际损失，应根据个案分别采用算术平均法和加权平均法

自2003年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司法解释颁布以来，法院受理和审理了红光实业、大庆联谊、银广夏、东方电子、科龙电器等10家上市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在适用司法解释审理这批案件过程中，注意了以下问题:

一是揭露日的确定。既要根据揭露的媒体是否为全国范围的投资者所能接触、是否首次揭露了虚假陈述部分或全部内容，还要结合揭露后是否对市场产生了影响，及该虚假陈述是否被中国证监会认定等因素而确定。

二是系统风险的问题。由于汇率、利率等金融政策、国内和国际的突发事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动等所引发的系统风险，是整个市场或者市场某个领域所有参与者所共同面临的，投资者发生的该部分损失不应由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但认定此种风险一定要慎重，不仅要有客观真实的风险诱因，而且要看相关指数是否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必要时可以监管部门出具的结论为参考依据。

三是损失计算问题。以平均价格之差来计算投资人的实际损失只是司法解释的原则性规定，法官应根据个案实际情况分别采用算术平均法和加权平均法，最终确定损失的数额。最高院将在适当的时候，针对虚假陈述引发的这批案件进行认真总结。

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侵权行为，民事责任进一步明确

关于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案件。修订后的证券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当前，对于投资人对侵权行为人提起的相关民事诉讼，有关人民法院应当参照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前置程序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受理，并根据关于管辖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管辖。审理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民事赔偿案件是民商审判一项全新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包括对证券法适用的系统性司法解释。

关于涉及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与客户之间侵权或合同纠纷。这类纠纷是在特定投资人与证券、期货经纪公司之间发生的，其主要特点是侵权民事责任与合同责任竞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选择诉讼案由的权利。当事人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时，应依据侵权法律规范确定因果关系和划分责任。《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已经出台，融资融券交易不久将开启，证券公司与客户应严格按照其间订立的融资融券合同、部门规章和交易规则进行交易。一旦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可依双方订立的合同、部门规章和交易规则解决融资融券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