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侵权纠纷案件，近三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这类案件数量不是特别多，但从2014年以来呈现逐年大幅递增的趋势。”上海一中院负责金融商事案件的民六庭副庭长单素华说道。她告诉财新记者，过去三年上海一中院共审理了1600余件证券诉讼，每年的同比增幅都在60%以上。

最高法2003年1月发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这成为目前投资者进行证券虚假陈述诉讼最主要的法律依据。

2013年被证监会处罚的佛山照明(000541)被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到2015年时效期结束时，该案最终有超过2700名投资者起诉，索赔金额超过3.8亿元，获赔金额超过1.8亿元。这个如今律师们都津津乐道的案件，开启了近年股民大规模维权的大门。

多重因素推动

证券诉讼案件大幅增多的背后，证监会加大处罚力度是重要推手。

按照《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法院受理证券虚假陈述索赔案件的前置条件是，需要有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或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因此，证监会公布行政处罚决定书-投资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是这类案件的经典模式。尽管法院系统从去年开始推行登记立案制，但这种先后顺序仍旧在依照惯性运行。

上市公司怕了，法院累了

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长期被诟病的问题是，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极低，这在虚假陈述类案件的行政处罚上尤为明显——受制于证券法中行政处罚的上限规定，诸多在财报中虚增上亿元业绩的上市公司，最终只被处罚几十万元。

于是，证券诉讼成了另一条监管市场主体规范经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路径。硬币也有另一面。对法院而言，激增的证券诉讼案件增加了审判压力。按照司法解释规定，证券诉讼案件直接在管辖地的中级法院进行一审。

另一个技术性难点在于，此类案件往往需要负担极大的“损失计算”工作，即当原被告的损失计算出现差异时，法院需要从中证登调取纸质的交易记录，一笔笔进行核对、计算。繁重的证据整理工作是从业律师、投服中心和法院共同面临的问题。